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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術后輔助治療,又有哪些新的爭議和共識呢?一睹為快吧
2021年4月9-10日,2021全國乳腺癌大會暨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乳腺癌年會在春意闌珊的北京正式召開。CSCO乳腺癌年會是國內乳腺癌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盛會之一。
會議特邀國內外知名專家和學者發言與討論,為廣大醫生和學者搭建了廣闊的學術交流平臺。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王濤教授分享了剛結束不久的第17屆圣加倫國際乳腺癌大會上關于乳腺癌術后輔助治療的進展,為國內學者傳遞來自國際的聲音。
圣加倫國際乳腺癌大會(簡稱St Gallen)創于1978年,是全球影響力最大的關于早期乳腺癌的國際會議,每兩年舉辦一屆。會議以達成臨床治療中的共識為重點,最終對乳腺癌治療相關的熱點問題進行投票,以達成“圣加倫共識”。該共識對全世界乳腺癌的診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圖1
一、新的研究成果引發的問題討論
王濤教授指出,2021年St Gallen會議的主題是以乳腺癌全身和局部治療的個體化。該主題與2019年St Gallen會議的主題有所不同,2019年的主題是評估早期乳腺癌治療方法的臨床獲益。
本屆St Gallen大會中,對于輔助治療領域,首先一些新的研究引發了新的問題的討論,探討了以下幾個問題。
▌ CDK4/6抑制劑輔助治療的地位:存在爭議
在MONARCH-E的研究中,入組的主要是一些偏高危的患者,其中有60%的患者腋窩淋巴結轉移超過4個,另外有40%的患者腋窩淋巴結轉移是1~3個。一組患者采用阿貝西利治療兩年,另一組患者采用安慰劑的治療。研究結果顯示在較短的中位隨訪時間內-19.1個月,阿貝西利治療組的患者便獲得了優于安慰劑治療組的iDFS(無浸潤性疾病生存期)。在PALLAS研究中,研究人員探討了哌柏西利在輔助治療中的作用,可惜研究結果是陰性的。
此外,在另一項III期臨床試驗中(PENELOPE-B研究),對經過新輔助治療后non-pCR患者術后予以哌柏西利輔助治療或安慰劑治療,結果仍然是陰性的。基于以上研究結果,專家們對CDK4/6抑制劑的看法不太一致。對于腋窩淋巴結轉移超過或等于4個的ER+患者,是否應該接受CDK4/6抑制劑阿貝西利的輔助治療,有54%的專家投了贊成票。
而對于在MONARCH-E研究中定義的高危患者(腋窩淋巴結轉移1~3個、G3或/和T3),大部分的專家(約53.7%),不同意給予阿貝西利的治療。對于用Ki-67檢測(聯合其他預后指標)區分患者是高危還是低危去選擇CDK4/6抑制劑的治療,仍然有60.38%的專家投了反對票。所以從這些專家的意見可以看到,基于現有的臨床研究,對于CDK4/6抑制劑輔助治療的地位仍然有爭議,并沒有形成高度一致的共識。
圖2
▌ 多基因檢測工具新的結果指導個體化治療:需綜合考慮諸多因素
在RxPONDER研究中,研究人員入組了ER和/或PR大于等于1%、HER2-同時伴有1-3個腋窩淋巴結轉移的患者,利用oncotype21基因檢測,探討在內分泌治療的基礎上增加化療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對于RS(復發評分)小于25分的患者,在內分泌治療的基礎上增加化療,并沒有明顯的獲益。
但若具體分析病人的年齡特征以及評分的特征便會發現,對于絕經前的患者在內分泌治療的基礎上增加化療,其獲益會更加明顯,而且還有統計學的差異。而對于絕經后的患者,單用內分泌治療足足矣。
在MINDACT的研究以及TAILORx的研究中,對RS評分比較低,或者是基因檢測與臨床評分危險度不一致患者的患者,也看到年齡因素在療效中也有一定影響。其中,在MINDACT研究中小于50歲的患者在內分泌治療基礎上增加化療有一定的獲益。在TAILORx的研究中,對RS評分超過15分甚至20分至25分的患者,小于50歲也能夠從化療中獲益。
總的來說,對于較年輕的患者,基因檢測低危患者,內分泌基礎上增加化療,研究顯示有一定獲益,但是獲益可能并不化療本身,而是化療所導致的卵巢功能抑制。因此可能未必需要增加化療,而增加內分泌治療的強度,給予卵巢功能抑制也能夠獲益。
圖3
基于上面提到的三個研究(RxPONDER、MINDACT、TAILORx),St Gallen大會上專家討論了基因檢測提示低風險和/或RS小于等于25的絕經后患者,應不應該化療的問題,結果大部分專家(約79.25%)認為不應該化療。
而對于絕經前ER+/HER2-的患者,如淋巴結陰性、RS評分16-25、基因檢測顯示低風險,有53.06%的專家推薦OFS+TAM或AI,而22.45%的專家則推薦他莫昔芬,其余24.49%的專家推薦化療+內分泌治療。對絕經前ER+/HER2-的患者,如淋巴結陽性1-3個、RS評分小于25分,有60%的專家支持使用化療。
總之,從前面提到的研究結果以及St Gallen大會專家們的投票結果來看,利用多基因檢測工具指導個體化治療需要綜合其他因素(如年齡、RS評分、絕經前后等),不能一概而論。
▌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以及PARP抑制劑輔助治療的地位
對于未經新輔助治療的2期或3期三陰性乳腺癌的患者,術后是否需要在輔助化療的基礎上聯合PD1/PDL-1抑制劑,有90.38%的專家投了反對票。基于OlympiA的研究,PARP抑制劑在晚期乳腺癌已經顯示了很好的療效,而在早期乳腺癌的效果還沒有公布。如果三年的iDFS如果增加超過5%,那么48.8%的專家會選擇奧拉帕利用于BRCA1/2相關早期乳腺癌的輔助治療。
二、輔助治療的適宜人群
▌ 輔助內分泌治療適宜的人群
對免疫組化顯示ER+的乳腺癌人群中,若推薦進行輔助內分泌治療,則ER的表達閾值是≥1%還是≥10%,專家的意見持平(各50%)。而對于腫瘤大小的閾值,大部分專家認為,有微浸潤、激素受體陽性就可以給予輔助內分泌治療。
▌ 輔助抗HER2治療適宜的人群
對于ER+/HER2+的患者,若腫瘤病灶大于5mm及以上,50.95%的專家支持輔助抗HER2治療。而對于ER-/HER2+的患者,指證則會放寬一些。
▌ 三陰性乳腺癌輔助治療適宜的人群
大部分專家(45.65%)認為,對于三陰性乳腺癌的患者,若腫瘤病灶大于5mm及以上,可給予輔助化療。
三、ER+/HER2-輔助內分泌治療
對于已經接受了5年OFS(卵巢功能抑制)+TAM(他莫昔芬)的ER+/HER2-患者,后續5年如何繼續治療,超過90%的專家都支持繼續內分泌治療至10年。而對于內分泌治療的最佳療程,絕大部分專家支持超過5年為最佳療程,沒有太多的爭議。
四、OFS的使用共識
2021年St Gallen和2019年St Gallen相比,大會的專家們對于OFS的接受和認可度越來越高。有70%的專家認為臨床分期二期的ER+絕經前患者就可以接受OFS治療,在此基礎上,如果患者年齡小于40歲,那么多達94.34%的專家支持OFS治療。此外,關于監測雌二醇的水平,也是受到很大關注的問題,53.19%的專家認為在OFS的治療過程中,可以不監測雌二醇的水平。
五、輔助化療的選擇–ER+/HER2-
對于輔助化療的選擇,St Gallen共識與CSCO的指南以及現有的臨床實踐基本上是一樣的。對一些低危(I期或II期)的腋窩淋巴結陰性的ER+患者的推薦化療方案,大部分專家同意TC(多西他賽+環磷酰胺);對于高危的患者,大部分專家建議含蒽環和紫杉的方案。
六、輔助抗HER2治療的選擇
對于腋窩淋巴結陰性的HER2+患者,94.12%的專家都不主張術后雙靶(曲妥珠單抗+帕妥珠單抗)作為輔助治療。關于奈拉替尼,對于既往接受過新輔助治療,沒有獲得PCR的激素受體陽性HER2+、且淋巴結轉移較多患者,63.46%的專家建議可以給予奈拉替尼作為術后輔助治療,這也給予了奈拉替尼比較清晰的使用標準。對于I期HER2+乳腺癌患者的輔助治療,T-DM1是否能夠替代紫杉/曲妥珠單抗,大部分的專家是不同意的。
王濤教授總結:
本次St Gallen大會中,乳腺癌全身和局部個體化治療的思想貫穿始終,體會比較大的就是我們通過分子表型、預后的marker、預測療效的marker以及預測AE的marker,可以對病人進行很好的分層的篩選,最終給予最適合的個體化治療。
專家簡介
王濤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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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博士 主任醫師 副教授 碩士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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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乳腺腫瘤科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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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神經系統腫瘤專委會 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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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乳腺疾病專家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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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乳腺病防治學會青委會 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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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病專業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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