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球癌癥統計報告解讀

引用本文：

劉宗超, 李哲軒, 張陽, 等. 2020全球癌癥統計報告解讀[J]. 腫瘤綜合治療電子雜志, 2021, 7(2): 1-13.

全文下載鏈接：

雜志官網：

http://www.jmcm2018.com/CN/Y2021/V7/I2/1

劉宗超1,2，李哲軒1，張陽1，周彤1，張婧瑩1，游偉程1，潘凱楓1，李文慶1（1．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暨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所　流行病學研究室，北京　100142；2．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生物統計學系，美國　紐約　10032）

基金項目：第三批北京市屬醫學科研院所公益發展改革試點項目（京醫研2019-1）

通信作者：李文慶　E-mail：wenqing_li@bjmu.edu.cn

【摘要】　2021年1月，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團隊在美國癌癥學會旗下權威雜志《臨床醫師癌癥雜志》（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發表了最新的全球癌癥統計報告。

該報告闡述了2020年36種癌癥在全球185個國家的發病和死亡情況，分析了其性別和地理分布差異，并根據2020年估計的發病和死亡數據預估了2040年全球可能面臨的癌癥疾病負擔。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流行病學研究室團隊對該報告進行了整理，結合中國主要癌癥的流行趨勢與疾病負擔對該報告進行簡要解讀。

【關鍵詞】　癌癥；發病；死亡；GLOBOCAN；疾病負擔

據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統計，癌癥是目前112個國家人口的第一或第二大死因，以及23個國家人口的第三或第四大死因[1]。癌癥導致巨大的疾病負擔，不僅是全球主要死因之一，也是阻礙人類期望壽命延長的重要因素。

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致力于調查、統計和分析全球癌癥流行病學數據，并開展癌癥病因學研究。其下屬的癌癥監測部負責收集全球人群的腫瘤登記資料[2]，對全球癌癥發病和死亡負擔進行評估，近年來已陸續發布了2002、2008、2012、2018年的全球癌癥統計報告[3-7]。

2021年1月，IARC的研究團隊基于世界各地的腫瘤登記數據，于美國癌癥學會旗下《臨床醫師癌癥雜志》（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發表了《2020年全球癌癥統計報告：全球185個國家36種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估計》[6]，是全球癌癥統計系列報告于2018年發布后的首次更新。

該報告闡述了2020年全球主要類型癌癥的發病和死亡估計情況，為了解全球不同地區與人群之間癌癥疾病負擔的分布差異提供了第一手數據。同時報告還預估了2040年的癌癥疾病負擔，探討了全球癌癥流行趨勢的長期變化規律。

全面總結和梳理全球不同地區癌癥負擔分布情況及其變化趨勢，對中國制定短期和長期癌癥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文系統整理和分析了GLOBOCAN 2020的統計數據，對全球最新癌癥發病和死亡情況進行解讀，并對未來全球癌癥疾病負擔的發展趨勢進行討論。通過比較2020年中國主要癌癥的發病和死亡情況與世界水平的異同，分析未來中國所面臨的癌癥疾病負擔及癌癥防治前景。

1?數據來源與方法

1.1?數據來源?全球癌癥統計報告的數據來源于IARC基于腫瘤登記信息和國家生命統計資料開發的GLOBOCAN數據庫。最新的GLOBOCAN數據庫（GLOBOCAN 2020）于2020年12月完成更新，按年齡和性別對185個國家36種癌癥的發病和死亡數據進行分層描述，其可視化數據可在全球癌癥觀察站（Global Cancer Observatory，GCO；https://gco.iarc.fr/）查閱[8]。

對2020年癌癥發病和死亡情況進行估計的方法與2018年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一致[3]，主要是應用死亡率與發病率之比，通過數學建模的方法進行短期預測。GLOBOCAN所記錄的36種癌癥均根據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分類方法進行編碼[9]。

在描述全球癌癥的發病和死亡情況時，GLOBOCAN數據庫采用國家或地區內最優來源的癌癥數據。因此，對國家數據估算的有效性取決于原始數據的質量和代表性。GLOBOCAN 2020用于估算癌癥疾病負擔的人口學數據來源于聯合國2018年公布的世界各國人口估算數[10]，用于估算發病率的發病數據來源于以人群為基礎的腫瘤登記報告數據。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國家都具有覆蓋全人群的腫瘤登記系統，GLOBOCAN僅將有腫瘤登記覆蓋區域的數據納入分析。IARC最新發布的五大洲癌癥發病率（Cancer Incidence in Five Continents，CI5）顯示[11]，截至2010年，全球腫瘤登記工作已覆蓋了世界上24%的人口，其中高質量的腫瘤登記工作目前已覆蓋了約15%的世界總人口。

GLOBOCAN 2020用于估算死亡率的數據來源于WHO死亡數據庫。截至2010年，全世界已有1/3的人口被納入該數據庫[12]。

1.2?癌癥發病率與死亡率估算方法

1.2.1?癌癥粗發病率估算原則?GLOBOCAN 2020對于癌癥發病率的估計方法包括以下6種[8]：

①對45個具有全國癌癥發病登記數據的國家，直接使用其國家級癌癥發病登記數據預估2020年的發病情況；

②對于54個僅具有地區性癌癥發病登記數據的國家，采用一個或多個登記點的數據代表本國發病率，或采用多個登記點發病率的加權均數或其算術均數代表本國發病率；

③對于14個無發病登記數據、僅有死亡登記數據的國家，通過對死亡率與發病率之比建模估算出本國發病率；

④對于37個無發病登記數據、僅有估計死亡數據的國家，先采用同一地理區域內鄰國的發病數據代替本國癌癥發病情況，隨后同樣借助死亡率與發病率之比，通過建模估算出本國發病率；

⑤對于5個既無發病、又無死亡登記數據的國家，其所有年齡和性別發病率均是通過對其全部周邊鄰國的總體發病率取平均值計算得出，隨后根據癌癥的相對頻率對這些比率進行劃分，以獲得本國發病率；

⑥對于另外30個既無發病，又無登記死亡數據的國家，且僅有部分鄰國有相關數據的，通過對其部分鄰國發病率取均值來估算本國發病率。

1.2.2?癌癥粗死亡率估算方法?GLOBOCAN 2020中癌癥死亡率的估計方法有以下4種[8]：

①對80個國家，直接使用其國家級數據預估2020年的死亡情況；

②對21個國家，采用一個登記點的數據代表本國死亡率，或采用多個登記點死亡率的加權均數或算術均數代表本國死亡率；

③對81個國家，先采用同一地理區域內鄰國的死亡數據代替本國癌癥死亡情況，隨后借助發病率與死亡率之比，通過建模估算出死亡率；

④對于3個國家，通過對其部分鄰國的死亡率取均值估算本國死亡率。

1.2.3?中國數據來源及粗率估算方法?GLOBOCAN 2020用于估算中國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始腫瘤登記數據已在CI5第Ⅺ卷公布[11]。

對于大部分癌癥類型，用于估計中國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的數據來源于92個腫瘤登記處，相比2018年新增2個登記處的數據。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中國結腸癌、直腸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甲狀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是基于23個腫瘤登記處的原始數據估算所得。

對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估算，采用了多個登記點發病或死亡率的加權均數或算術均數代表中國的發病率或死亡率。最終估算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按城鎮地區60%和鄉村地區40%的權重合并所得。

1.2.4?標準化發病率和死亡率計算方法?根據1966年Segi’s世界標準人口[13]，GLOBOCAN 2020針對主要癌癥類型，分國家和地區以及聯合國人口司劃分的20個全球區域，按照世界標準人口的年齡分布，計算每10萬人口的世界標準人口標準化發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by world standard population，ASIRW）和世界標準人口標準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 by world standard population，ASMRW），并在無競爭性死亡原因的前提假設下，計算了0～74歲人群罹患或死于癌癥的累積風險。這些標準化后的指標可在具有不同年齡結構的人口間進行比較。

2?結果

2.1?全球癌癥發病和死亡概況?2020年全球預計新發癌癥病例數19 292 789例，粗發病率247.5/10萬，ASIRW為201.0/10萬；預計新發死亡病例數9 958 133例，粗死亡率127.8/10萬，ASMRW為100.7/10萬（表1）。2020年報告的ASIRW較2018年（197.9/10萬）明顯升高，ASMRW則較2018年（101.1/10萬）略有降低。

2.2?全球主要癌癥發病和死亡順位?2020年全球癌癥發病和死因譜上排名前十（按例數排序）的癌癥如表1所示。男女合計來看，有超過60%的新發病例和超過70%的死亡病例集中在排名前十的癌癥。

女性乳腺癌是全球新發病例數最高的癌癥（約占男女新發病例總數的11.7%），發病譜排位第2～5位的分別是肺癌（11.4%）、結直腸癌（10.0%）、前列腺癌（7.3%）和胃癌（5.6%）（圖1A）。

肺癌是全球癌癥致死的首位原因，占癌癥致死總數的18%，其次為結直腸癌（9.4%）、肝癌（8.3%）、胃癌（7.7%）和女性乳腺癌（6.9%）（圖1B）。

2.3?全球主要癌癥的性別分布?總體而言，全球女性癌癥的發病和死亡率均低于男性，標準化率的男女差距尤甚。

2020年全球男性癌癥新發病例數10 065 305例，粗發病率256.1/10萬，ASIRW為222.0/10萬。男性最常被診斷的是肺癌（約占新發病例數的14.3%），排位第2～5位的分別是前列腺癌（14.1%）、結直腸癌（10.6%）、胃癌（7.1%）和肝癌（6.3%）（圖2A）。

2020年全球女性癌癥新發病例數9 227 484例，粗發病率238.8/10萬，ASIRW為186.0/10萬。女性最常被診斷的是乳腺癌（約占新發病例數的24.5%），其次是結直腸癌（9.4%）、肺癌（8.4%）、宮頸癌（6.5%）和甲狀腺癌（4.9%）（圖2B）。

2020年全球男性癌癥新發死亡病例數5 528 810例，粗死亡率140.7/10萬，ASMRW為120.8/10萬。男性癌癥致死原因的前三位依次是肺癌（約占新發死亡病例數的21.5%）、肝癌（10.4%）和結直腸癌（9.3%）（圖2C）。

女性癌癥新發死亡病例數4 429 323例，粗死亡率為114.6/10萬，ASMRW為84.2/10萬。女性癌癥致死原因的前三位依次是乳腺癌（15.5%）、肺癌（13.7%）和結直腸癌（9.5%）（圖2D）。

2.4?全球癌癥的地理分布?全球癌癥的分布存在鮮明的地區差異。分大洲來看，最新報告估計[6,8]，雖然歐洲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9.7%，但2020年其估計新發和死亡病例卻占到了發病總數的22.8%和死亡總數的19.6%[8]。此外，美洲新發和死亡病例占發病總數的20.9%和死亡總數的14.2%[8]。

總體來看，歐美地區癌癥新發病例占比要高于死亡病例占比。與歐美地區相反，由于存在癌癥類型的差異，亞洲和非洲癌癥死亡病例數的全球占比高于新發病例數占比。

其中2020年全球估計有49.3%的新發病例和58.3%的死亡病例發生在亞洲，這兩個百分比雖均低于亞洲所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約60%），但死亡占比相對較高[8]。非洲的新發病例數占全球的比例（7.2%）也高于死亡病例數的全球占比（5.7%）。

從主要癌種來看，全球185個國家中有157個國家的女性首位高發癌癥是乳腺癌，其次是宮頸癌，在23個國家居于發病譜首位，只有5個國家是乳腺癌和宮頸癌之外的其他癌種居女性發病譜首位。

女性死因譜上居首位的癌癥在全球的分布雖不似發病譜分布這樣同質[6]，但乳腺癌和宮頸癌分別是110個和36個國家女性的首位癌癥死因，肺癌是25個國家女性的首位癌癥死因。

與女性相比，不同國家男性發病譜中首位癌癥的發生部位更為多樣。有107個國家的男性發病譜排序第一位的是前列腺癌，較2018年的105個國家有所增加；肺癌是36個國家男性的首位高發癌癥，而結直腸癌和肝癌各為11個國家男性發病的首位癌癥。

在死因譜上，肺癌在93個國家中位列男性首位癌癥死因；前列腺癌位列48個國家男性首位癌癥死因；肝癌和胃癌分列23個和10個國家男性首位癌癥死因。男女合計來看，乳腺癌是全球79個國家的首位高發癌癥，肺癌是全球87個國家的首位癌癥死因，均多于其他任意癌種。

2.5?全球主要癌癥的人類發展指數分布?與既往的報告相似[3]，根據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對全球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分類（非常高、高、中和低），2020年全球癌癥統計報告根據HDI水平對全球不同地區的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情況進行評估。

不同HDI水平的國家，癌癥發病率差異較大。總體而言，發病率隨著HDI水平的升高而升高。低HDI國家中，男女標化發病率最低的分別為104.3/10萬和128.0/10萬，而非常高HDI國家男女標化發病率最高的分別為335.3/10萬和267.6/10萬。

高或非常高HDI國家的男性標化死亡率（122.9/10萬～141.1/10萬）約為中或低HDI國家男性標化死亡率（76.6/10萬～78.0/10萬）的2倍，而女性標化死亡率（67.0/10萬～88.4/10萬）的HDI分布差異則相對較小。

從主要癌種來看，在男性中，高或非常高HDI國家的肺癌標化發病率為39.0/10萬，前列腺癌標化發病率為37.5/10萬，而中或低HDI國家肺癌標化發病率為11.3/10萬，前列腺癌標化發病率為10.3/10萬，這兩類癌癥在高或非常高HDI以及中或低HDI國家中均依次排在男性癌癥發病譜的第1和第2位。

在高或非常高HDI國家中，男性發病譜總體居第3位的是結直腸癌（29.0/10萬），這些國家中結直腸癌發病總數最高的是美國男性。在中或低HDI國家中，男性發病譜居第3位的是唇和口腔癌（10.2/10萬），該類癌癥的疾病負擔在印度較重。

從女性發病來看，乳腺癌的總體發病率遠超其他癌癥，但在發達國家（55.9/10萬）遠高于發展中國家（29.7/10萬）。

2.6?全球主要癌癥發病和死亡情況

2.6.1?女性乳腺癌?2020年，女性乳腺癌已超越肺癌成為全球癌癥發病率最高的癌種[3,6]。從女性來看，乳腺癌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中居發病譜和死因譜首位。

2020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2 261 419例，死亡病例684 996例，分別占女性癌癥新發和死亡總數的24.5%和15.5%。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47.8/10萬和13.6/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5.20%和1.49%（表1）。

女性乳腺癌的發病情況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關[14]，其發病率在發達國家較發展中國家高，但死亡率在發達國家較低。近年來，乳腺癌的發病率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14,15]和部分高收入國家（如日本和韓國）[16]均迅速上升。

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上升顯著且預后較差，可能與當地較差的醫療資源以及落后的防控能力有關。

2.6.2?肺癌?2020年全球肺癌新發病例2 206 771例，死亡病例1 796 144例，分別占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11.4%和18.0%。肺癌的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22.4/10萬和18.0/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2.74%和2.18%。

肺癌在男性高發，男性標化發病率（31.5/10萬）和死亡率（25.9/10萬）約為女性（分別為14.6/10萬和11.2/10萬）的2倍（表1）。

目前，發達國家的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約為發展中國家的3～4倍[6]。然而，在發達國家推行積極控煙策略而發展中國家吸煙率居高不下的影響下，全球總體煙草使用率也在持續增長，截至2016年，全球約有80%的15歲以上吸煙者居住在低、中等收入國家[17]，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布很有可能因此發生逆轉[17]。

2.6.3?結直腸癌?結直腸癌目前居全球發病譜第3位和死因譜第2位。2020年全球結直腸癌新發病例1 931 590例，死亡病例935 173例，分別占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10.0%和9.4%。

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19.5/10萬和9.0/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2.25%和0.94%。結直腸癌的男性標化發病率（23.4/10萬）和死亡率（11.0/10萬）均遠高于女性（分別為16.2/10萬和7.2/10萬）（表1）。有數據表明，結直腸癌的發病顯示出了年輕化的趨勢[18]。

結直腸癌在發達國家的發病率約為發展中國家的4倍，但死亡率較為接近[6]。分部位來看，直腸癌的發病率在東亞地區最高。此外，結腸癌和直腸癌均在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北美地區高發。

2.6.4?前列腺癌?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大常見癌癥和第五大癌癥死因。2020年全球前列腺癌新發病例1 414 259例，死亡病例375 304例，分別占男性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14.1%和6.8%。男性中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30.7/10萬和7.7/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2.86%和0.63%（表1）。

前列腺癌在發達國家的標化發病率（37.5/10萬）約為發展中國家（11.3/10萬）的3倍，死亡率在國家間則較為接近（分別為8.1/10萬和5.9/10萬）。分地區來看，其發病率在北歐和西歐地區最高，死亡率在加勒比地區最高。

2.6.5?胃癌?胃癌居全球癌癥發病譜的第5位與死因譜的第4位。2020年全球胃癌新發病例1 089 103例，死亡病例768 793例，分別占發病和死亡總數的5.6%和7.7%。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11.1/10萬和7.7/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1.31%和0.90%。

男性胃癌的標化發病率（15.8/10萬）和死亡率（11.0/10萬）均約為女性標化發病率（7.0/10萬）和死亡率（4.9/10萬）的2倍。胃癌的粗發病率在東亞地區（39.1/10萬）最高，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22.4/10萬和14.6/10萬。根據性別分層，日本男性和蒙古國女性的胃癌標化發病率（分別為48.1/10萬和20.7/10萬）在東亞各國中最高[8]。

近半個世紀以來，非賁門胃癌的總體發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范圍內穩定下降。但有研究發現，50歲以下人群的胃癌（包括賁門與非賁門癌）發病率在高危和低危國家均有所上升[19]，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2.6.6?肝癌?2020年全球肝癌新發病例905 677例，死亡病例830 180例，分別占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4.7%和8.3%。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9.5/10萬和8.7/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1.11%和1.01%。男性肝癌標化發病率（14.1/10萬）和死亡率（12.9/10萬）約為女性肝癌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5.2/10萬和4.8/10萬）的2～3倍（表1）。

2.6.7?食管癌?2020年全球食管癌新發病例604 100例，死亡病例544 076例，分別占發病和死亡總數的3.1%和5.5%。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6.3/10萬和5.6/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0.78%和0.68%。男性發病率和死亡率均為女性的2～3倍（表1）。

食管癌兩種最常見的組織學亞型是鱗狀細胞癌和腺癌。不同亞型食管癌的發病率地理差異較大。高收入國家的食管癌病例中約2/3為食管腺癌。中國是食管癌的高風險地區，以食管鱗癌為主。目前我國食管鱗癌的發病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原因可能與居民的飲食結構隨經濟發展改善有關[20]。

2.6.8?宮頸癌?2020年全球女性宮頸癌新發病例604 127例，死亡病例341 831例，分別占女性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6.5%和7.7%。宮頸癌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13.3/10萬和7.3/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1.39%和0.82%。

宮頸癌在發展中國家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遠高于發達國家（標化發病率分別為18.8/10萬和11.3/10萬；死亡率分別為12.4/10萬和5.2/10萬）（表1）。非洲國家馬拉維共和國宮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居世界首位[6]。

2.6.9?甲狀腺癌?2020年全球甲狀腺癌新發病例586 202例，死亡病例43 646例，分別占發病和死亡總數的3.0%和0.4%。其標化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6.6/10萬和0.43/10萬，0～74歲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為0.68%和0.05%。

甲狀腺癌的女性標化發病率（10.1/10萬）約為男性（3.1/10萬）的3倍，而男性和女性的標化死亡率（分別為0.35/10萬和0.50/10萬）則較為接近（表1）。

2.6.10?膀胱癌?2020年全球膀胱癌新發病例573 278例，死亡病例212 536例，分別占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3.0%和2.1%。標化發病率為5.6/10萬，標化死亡率為1.9/10萬，0～74歲累積發病風險為0.64%和0.18%。男性膀胱癌的標化發病率（9.5/10萬）和死亡率（3.3/10萬）均為女性（1.7/10萬和0.47/10萬）的3～4倍（表1）。

2.6.11?其他常見腫瘤?胰腺癌預后較差，是全球癌癥死亡的第七大主要原因（表1）。2020年胰腺癌預計死亡病例數（約46.6萬）幾乎與新發病例數（約49.6萬）相同。

2020年非霍奇金淋巴瘤在全球約有54.4萬新發病例和26萬死亡病例，其在發達國家的發病率約為發展中國家的2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非霍奇金淋巴瘤發病率最高的國家。

盡管某些癌癥未排進全球發病譜前十位，但它們在部分國家或地區卻高度流行。例如，卡波西肉瘤在全球范圍內相對罕見，但在非洲南部地區和東非的幾個國家較為流行，并且是2020年莫桑比克共和國和烏干達共和國男性的首位高發癌癥和因癌致死原因。

唇癌和口腔癌在南亞（例如印度、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地區非常普遍，在東亞和西歐地區、澳大利亞/新西蘭的發病率也較高。除了嚼檳榔的習慣以外，唇癌和口腔癌的發病還與飲酒、吸煙、口咽區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以及因陽光照射而導致的紫外線暴露（對唇癌）有關[21-23]。

2.7?中國的整體情況?據估計，2020年中國癌癥新發病例4 568 754例，死亡病例3 002 899例，約占該年全球癌癥發病和死亡總數的23.7%和30.2%，均高于該年中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總數的比例（18.6%）（表2）。

全性別癌癥標化發病率為204.8/10萬，標化死亡率為129.4/10萬，男性明顯高于女性。0～74歲中國人群癌癥累積發病和死亡風險分別為20.96%和13.94%。

在發病譜上，中國最常見癌種依次為肺癌（約占中國癌癥新發病例總數的17.9%）、結直腸癌（12.2%）、胃癌（10.5%）、乳腺癌（9.1%）及肝癌（9.0%），這五種惡性腫瘤占中國所有新發病例數的58.7%。男性最常見的癌癥是肺癌（約占中國男性癌癥新發病例總數的21.8%）、胃癌（13.4%）、結直腸癌（12.9%）、肝癌（12.2%）及食管癌（9.0%），標化發病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我國男性食管癌預計新發病例數占比超全球食管癌病例的一半，且全球近半數的男性胃癌和肝癌新發病例都發生在中國。我國女性最常見的新發癌癥是乳腺癌（約占中國女性癌癥新發病例總數的19.9%）、肺癌（13.2%）、結直腸癌（11.3%）、甲狀腺癌（8.0%）、胃癌（7.0%）（表2）。

在死因譜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前五位是肺癌（71.5萬）、肝癌（39.1萬）、胃癌（37.4萬）、食管癌（30.1萬）及結直腸癌（28.6萬），占全國所有癌癥死亡總數的68.7%；男性死亡譜前五位的癌癥分別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及結直腸癌，它們的標化死亡率均高于全球水平；

女性死亡譜前五位的癌癥分別為肺癌、結直腸癌、胃癌、乳腺癌及肝癌，乳腺癌并未排在死因首位。與2018年不同，除乳腺癌外，女性其余4個癌種的死亡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表2）。

3?討論

疾病負擔是衡量疾病、傷害和早死對社會和國家造成的健康及經濟影響的指標。目前，全球癌癥的發病和死亡負擔仍在增長，癌癥在許多國家的死因順位上已經超越心血管疾病（如腦卒中和冠心病）等高死亡率慢性疾病，這既反映了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也反映了癌癥相關危險因素暴露的增加。

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常見癌種往往有所不同，部分危險因素全球分布的變化可能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關。鑒于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極為不均衡，癌癥危險因素的分布也會有所不同，癌癥防治的工作重心也應因地因時制宜。

2020年全球癌癥統計報告中，IARC研究團隊基于2020年全球癌癥的發病和死亡數據進行建模，對未來全球癌癥的疾病負擔進行了預測。深入探討全球和我國未來癌癥負擔的發展趨勢，可為相關決策機構制定癌癥防控的長期戰略提供關鍵理論依據。

3.1?全球癌癥疾病負擔的發展趨勢?據估計，2040年全球將新發2840萬癌癥病例（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膚癌，但除外皮膚基底細胞癌），相比2020年增加911萬，增幅達47%。

預計新發病例數的增幅隨HDI水平降低而升高：低HDI國家增幅最大，達95%；中HDI國家增幅64%；高和非常高HDI國家增幅分別為56%和32%。與2020年相比，2040年新發病例的增加數在高HDI國家最多，約增長410萬例，占全球總增加病例數的45%[6]，遠高于高HDI國家占全球人口的比例（36.2%）。

全球癌癥疾病負擔的加重還具體表現在癌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將會平行增長，此現象目前已體現在乳腺癌和結直腸癌的數據之中。

未來癌癥相關的疾病負擔在不同HDI水平的國家都將顯著加重。研究表明，過去普遍存在于西方高收入國家的癌癥危險因素（例如不良飲食、肥胖和缺乏運動等）也逐漸流行于部分中、低HDI國家[24]。

還有研究表明，各地與感染或貧困因素相關的癌癥（例如宮頸癌、肝癌和胃癌）正逐漸被發達國家的常見癌癥（如乳腺癌、肺癌、結直腸癌和前列腺癌）所取代[25]。

中、低收入國家預期癌癥負擔增幅極大，若對此放任不理，其最終所帶來的疾病負擔很可能會使得本國的衛生保健系統面臨崩潰[26]。在中國等高HDI的新興經濟體，癌癥的流行特點、發病譜和死因譜可能會發生重大改變。

各國需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合理配置醫療服務資源，對癌癥防治工作的重點和防治優先級進行調整。

3.2?中國主要癌癥疾病負擔?通過比較中國和世界平均水平，可以發現中國肺癌、結直腸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的標化發病率與死亡率均高于世界水平，且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如此。

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發病率或死亡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癌癥順位上不斷上升。目前，我國宮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顯著低于世界水平，體現了積極防控的成效。肺癌居我國癌癥發病譜和死因譜（男女合計，按新發病例數排序）的第一位。

肺癌發病率在中國的分布存在區域性差異，表現為東部發病率高于西部，城鎮發病率高于農村。自1988年至今，我國男性和女性的肺癌發病率持續升高[27]。目前整體5年生存率僅為10%～15%，疾病負擔沉重[28]。

研究表明，除吸煙外，中國女性較高的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可能與戶外空氣污染以及用于取暖、烹飪的室內固態燃料使用有關[29,30]。有數據顯示，全球平均約有14%的肺癌死亡病例與高水平的PM2.5有關，而中國所占比例遠高于此，約有20.5%的肺癌死亡病例與之相關[30]。

結直腸癌的發生風險與生活方式緊密相關。動物來源食品的攝入量增加和久坐所導致的超重均與結直腸癌的發生風險相關[31]，其他危險因素還包括酒精攝入、吸煙、食用紅肉或加工肉等。

適量補充鈣、谷類、纖維及乳制品可降低其風險[32]。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生活和飲食結構的改變，我國結直腸癌總體發病率與死亡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且存在結腸癌構成比逐年增加，而直腸癌占比逐年下降這種發病部位遷移的現象[33]。

一、二級預防是減少結直腸癌疾病負擔的重要策略。例如，我國浙江省海寧市的結直腸癌篩查已使發病率與死亡率出現“雙降”趨勢[33]。

目前，全球43.9%的胃癌新發病例和48.6%的胃癌致死病例發生在中國，這兩個比例相較2018年數據均略有下降，但仍高于GLOBOCAN 2012的數據。在發病譜上，胃癌仍維持在我國第3位，但在死因譜上較2018年下滑一位，居第3位。

根據解剖學胃癌可劃分為兩類：賁門癌和非賁門癌。幽門螺桿菌感染是非賁門胃癌的首要病因[34]。此外，非賁門胃癌的危險因素還有吸煙、腌制食品攝入量高和新鮮蔬菜、水果攝入量低等[35]。

基于山東省臨朐胃癌高發區的研究表明，根除幽門螺桿菌感染可顯著降低胃癌尤其是非賁門胃癌的發生和死亡風險[36,37]。維生素與大蒜補充劑也可起到預防胃癌的效果[36,37]。

此外，基于我國上消化道高發區的研究表明，采用胃鏡篩查的二級預防手段也可顯著降低浸潤性胃癌的發病和死亡風險[38]。

2020年中國肝癌的死亡順位（第2位）高于發病順位（第5位），發病率與死亡率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新發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均約占全球總數的50%，其帶來的疾病負擔目前依舊沉重，尤其是在農村和西部地區[39]。主要危險因素包括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黃曲霉毒素暴露、飲酒、肥胖、2型糖尿病和吸煙等[20]。

201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可能到2030年有所降低[39]。除早期通過疫苗接種進行一級預防外，篩查發現早期病例是實現早診早治、提高生存率的重要途徑。

2020年中國食管癌的死亡順位（第4位）也高于發病順位（第6位），發病率與死亡率均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病理類型以鱗癌為主。食管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國各地差異較大，城鎮地區均低于農村地區[40]。

根據地區劃分，我國食管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在中部地區最高，東部地區最低[40]。吸煙與重度飲酒是西方國家食管鱗癌的重要危險因素[41]，基于既往中國食管癌高發區的研究表明關聯效應不強[42,43]。

基于河南省林縣食管癌高發區的營養素干預試驗表明，“因素B”的干預（維生素B2 和維生素B3 組合）在干預結束25年后與食管癌特異性死亡風險下降有關[43]。基于我國6個食管癌高發區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表明，采用內鏡篩查的二級預防手段也可顯著降低食管癌的發病和死亡風險[38]。

乳腺癌是影響全球和我國女性健康的首位高發癌癥，在女性癌癥死因譜上居于全球首位和中國第4位。中國女性乳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發病譜上順位有上移趨勢，疾病負擔不容小覷。

另外，中國女性診斷的乳腺癌平均年齡為45～55歲，比西方女性要年輕。一級親屬家族史、BRCA1和BRCA2突變、良性乳腺疾病史以及內源性和外源性雌激素均與乳腺癌風險增加有關[44,45]。除針對病因和危險因素的一級預防手段外，二級預防（篩查）可有效提高早診率和生存率[46]。

宮頸癌是影響全球女性健康的第4位高發癌癥，也是我國女性的第6位高發癌癥。HPV感染是宮頸癌發病的必要病因[20]。既往研究表明，通過預防性接種宮頸癌疫苗可對宮頸癌進行有效一級預防，而依托篩查和早診早治的二級預防也已取得明顯成效。

自2018年以來，WHO一直希望通過疫苗接種、篩查和治療措施在各國全面消除宮頸癌。截至2020年5月，全球有超過80%的高收入國家和僅有不到30%的低收入國家實施了國家層面的HPV疫苗接種項目[47]。

近年來，我國的宮頸癌防控取得顯著成效，已有4種預防性HPV疫苗獲批上市，包括我國自主研發的預防性雙價HPV疫苗，多種宮頸癌篩查技術成效顯著，篩查方案愈加成熟[48,49]。

目前，中國前列腺癌的總體發病率和死亡率低于世界水平，但在癌癥順位上不斷前移，且其疾病負擔有向年輕人群轉移的趨勢[50]。目前，前列腺癌明確的危險因素僅限于年齡、惡性腫瘤家族史、某些基因位點的遺傳突變和特定疾病（林奇綜合征）等[6]。

研究顯示，具有更高遺傳關聯度的前列腺癌患者更可能死于該類癌癥[51]。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等開始采用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來進行前列腺癌的早期篩查，導致其報告發病率迅速上升。

近年來，前列腺癌在中國和其他地區的發病率持續增長，可能也與PSA的檢測有關[6]。2018年，美國預防醫學專門委員會修改了工作指南，建議55～69歲男性與醫生共同協商決定是否參與PSA篩查[52]，此次修改對前列腺癌報告發病率的影響有待后續觀察。

2020年中國男性和女性甲狀腺癌的發病率均高于世界水平，但死亡率低于世界水平。既往研究顯示，中國甲狀腺癌的5年生存率從2003—2005年的67.5%顯著提高到了2012—2015年的84.3%，但仍遠低于美國（98.7%）[53,54]。電離輻射是甲狀腺癌確切的危險因素，尤其是在兒童時期的輻射暴露。

另外，有證據表明，超重、激素暴露以及某些環境污染物也可能會導致甲狀腺癌[20]。自1980年以來，全球多地甲狀腺癌的發病率迅速上升，死亡率卻相對穩定甚至下降，推測發病率的增長可能主要歸因于新型診斷技術廣泛應用所致的過度診斷。

據估計，2008—2012年間中國、韓國等國家合計80%～95%的新診斷甲狀腺癌病例可能存在過度診斷的現象[55]。

3.3?GLOBOCAN數據局限性?如前所述，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估計受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發病和死亡登記數據覆蓋范圍和原始數據質量的極大影響。另外，依托原始數據具有時間滯后性。以中國為例，2020年發病和死亡情況是基于全國92個腫瘤報告登記處2012年的數據獲得的。

相對較多的登記數據加之合理的加權平均算法，使該報告估計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腫瘤報告登記處在地理分布上東多西少，各地登記數據的質量參差不齊，其中僅有36個登記處的數據被CI5第Ⅺ卷收錄。

由于2020年中國結腸癌、直腸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和甲狀腺癌的發病率數據是依托更有限的數據源估計而得，在參考時需更加謹慎。

另外值得強調的是，最新一次癌癥統計報告的時間線覆蓋了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時期[56]，各國衛生資源的調度情況存在特殊性和差異性，這進一步加劇了GLOBOCAN 2020依托世界各地上報的原始數據的時間滯后性。

而2020年內的延遲診斷、篩查項目受影響或健康護理服務可及性降低等，雖不會對此次IARC報告GLOBOCAN 2020估計數據產生影響，但對本年度實際的診斷病例數、早期診斷率和死亡率的影響值得探討[57]。

3.4?癌癥一級預防和二級預防?癌癥是多病因、多過程、多結果的全身性復雜性疾病，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關口前移、堅持“預防為主”，是有效延緩和阻滯癌癥發生和進展、降低癌癥疾病負擔的必由之路。

3.4.1?一級預防?一級預防主要針對病因和危險因素，致力于通過精準、適度和有效的干預，降低癌癥發生風險。除了合理膳食、適量運動和戒煙限酒等自主性健康生活方式，依托干預手段的一級預防僅在少數癌種具有確切的人群流行病學證據。對于多數癌種，一級預防作為潛在防控策略仍處于研究階段。

目前，基于HPV疫苗的宮頸癌一級預防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多種HPV疫苗成功上市。宮頸癌也被譽為可能成為人類通過注射疫苗和二級預防消除的第一種癌癥[48]。實施乙肝疫苗預防性免疫接種，預期將降低成年后肝病和肝癌的風險。

我國云南省宣威地區的“改爐改灶”，減少了室內煤煙暴露，對顯著降低肺癌死亡率起到了重要作用[58]。針對BRCA1/2突變者的預防性乳腺切除手術目前并無指南明確推薦。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已在山東省臨朐胃癌高發區開展多項干預研究，結果支持根除幽門螺桿菌感染的長期胃癌預防效果，在隨訪22.3年后，干預組的胃癌發病和死亡風險仍顯著低于安慰劑組[36,37]。

該研究雖未發現根除幽門螺桿菌感染導致健康損害，但目前仍在進行更大規模的干預試驗以最終回答根除幽門螺桿菌感染的整體健康效應[59]。

既往基于河南省林縣食管癌高發區和山東省臨朐胃癌高發區的干預研究支持營養素補充對上消化道癌的潛在預防效果[37,60]，為上消化道癌一級預防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但其效果仍需大規模干預試驗進行驗證。

3.4.2?二級預防?通過癌癥早期篩查項目，尋找出高危人群或早期患者，進行早發現、早診斷和早治療的“二級預防”，是有效降低癌癥負擔的關鍵手段。

開展大規模人群篩查，癌癥需要滿足具有典型的可被檢出的癌前病變及早期癌階段、具有真實性和可靠性較好且相對安全的篩查手段、檢出的早期癌有較為完備的治療方案這些必要條件。在癌癥二級預防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積累了一些先進經驗。

英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陸續對乳腺癌、宮頸癌和結直腸癌進行全國人群篩查[61,62]，這三類癌癥的疾病負擔顯著降低[12]。到2016年，歐盟國家對宮頸癌的實際篩查率為72%，乳腺癌為95%[63]。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癌癥篩查和早診早治工作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特別是依托具有中國特色的癌癥高發區，從農村高發的食管癌和宮頸癌篩查及早診早治工作起步，逐步擴展至多個癌種；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項目的支持下，癌癥早診早治示范基地不斷擴大，并取得良好效果。

2005年，在原衛生部國家重大公共衛生專項支持下，我國在農村高發區試點開展癌癥早診早治項目。2007年，在中央補助地方公共衛生專項資金資助下，我國啟動淮河流域癌癥早診早治項目。2009年啟動的農村“兩癌”篩查項目為35～69歲女性提供宮頸癌和乳腺癌篩查。

2012年，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正式納入國家重大公共衛生項目。以上消化道癌為例，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194個上消化道癌農村早診早治項目點對高危人群進行內鏡篩查及定期隨訪，已累計篩查超過216萬人，上消化道癌檢出率達2.05%，篩查早診率提高至70%以上，為基層培養了一大批篩查和早診早治專業技術隊伍。

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也已覆蓋全國28個省的57個城市。前期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表明，一次性上消化道內鏡篩查對高發區40～69歲人群有著顯著的上消化道癌預防效果，提供了上消化道內鏡篩查在真實世界有效性的確鑿證據[38]。

3.5?總結與前瞻?當前，全球癌癥負擔仍在持續增長，構成極大的公共衛生挑戰。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癌癥負擔的增幅更大。在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和西化的生活方式影響下，不僅原有主要高發癌癥尚未有明顯下降趨勢，西方國家高發的大腸癌、前列腺癌和女性乳腺癌負擔還將迅速增加[64]。我國的城鄉差異、地區間差異、醫療資源可及性等因素也決定了各地區癌癥負擔和優先防控癌癥類型的不同，這些都對我國制定癌癥防控規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精準醫學時代，有效識別高危暴露人群，濃縮一級預防和二級預防最適靶標人群，是優化癌癥防控模式的必然途徑。近年來，生物醫學各學科的不斷發展和各種新技術、新手段的不斷涌現為更全面精確地測量癌癥危險因素的暴露水平、明確宿主和遺傳相關病因學因素提供了無限可能，也為腫瘤預防研究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

我們要不斷開發新型癌癥一級預防手段，針對不同病因靶點進行有效干預；依托多組學研究等手段系統探索癌癥相關標志物，優化篩查策略，避免過度篩查。通過貫徹整合理念，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主要癌癥分級防控體系，促進我國癌癥整體防控能力的顯著提升，為實踐健康中國戰略做出貢獻。

文章精選

鄧大君教授|《世界癌癥報告》2020版問世 ——調整癌癥預防對策，適應癌癥流行新趨勢

《2020北京腫瘤登記年報》正式發布

編輯：狄瑤

加硒教授微信：623296388，送食療電子書，任選一本